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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断案如神的青天老爷》 作者：王子鱼, 崔文龙
第一章辞官奉亲，尽孝十载
诗书礼仪传家的包拯自小寒窗苦读，在庐州知府大文豪刘筠的栽培下，二十九岁的包拯终于踏入了科考的考场，并取得了进士及第的出身，一片广阔仕途正在等待着包拯，可是为了奉孝二老，包拯却毅然辞官回乡侍奉双亲十载。再次出仕包拯已然年届不惑。在天长县任上的牛刀小试，包拯的断案能力开始被世人所知，并且晋升端州知府，也正是在这片荒远之地，包拯留下了“青天”之名，还有“不持一砚归”的美好传说。
诗书礼仪传家
包拯（999～1062），字希仁，庐州（今安徽合肥）人，中国北宋年间的著名官员，他以清廉公正闻名于世，被誉为中国“第一清官”。千年流传的过程中，包拯的形象不断增辉，被一代代国人甚至全世界人民所喜爱，得益于包拯本身非凡的人格魅力。
包拯是清官，他体察民情，为民除害。“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是他的为官理念；他也是改革家，他整顿吏治，发展经济，“薄赋税，宽力役，救荒馑”是他的改革主张；他更是谏官，七斗王逵，三弹国戚，弹劾宰相，力争民贼，“王法无私，王法无亲”则是他的执政原则。
包拯辛劳一生，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在大堂之上办案。他为官一生，却两袖清风，没有为子
◆包拯画像
孙留下什么家产，却留下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家训”——“我的后代子孙中，如果有做官的人，只要是因为贪赃枉法而被撤职的，都不允许将其放回老家；即使在他们死了以后，也不允许将他们葬在祖坟中。如果不继承我的志向，就不是我的子孙后代。”这样的训示被刻在石块上，置于包拯家中，教育着包氏一代代后人不断为国为民而鞠躬尽瘁。
包拯能够成为流芳百世的清官，自然少不了自小经受的良好教育。包拯的父亲包令仪、母亲张氏都是平和仁厚的长者。父亲包令仪，字肃之，自幼刻苦攻读，在二十四岁时考中了进士，曾任过福建惠安县知县、朝散大夫、朝廷虞部员外郎、应天府（今南京）留守等职，后来则一直闲居乡里。
包拯曾经回忆自己少年时说：“生于草茅，蚤从宦学，尽信前书之载，窃慕古人之为，知事君行己之方，有竭忠死义之分，确然素守，期以勉循。”意思就是说自己出身低贱，早年曾跟随父亲在外游学，对古书上的记载是完全信奉的，对于前代圣贤的高尚行为也是非常羡慕的。这也使他懂得怎样来侍奉君王，怎么约束自己，并努力将所学付诸实践，不断地自勉以遵循。
北宋名臣吴奎就描述包拯，称其少年时便“挺然若成人，不为戏狎”。大概也正是因为包拯早年便与父亲在外游学的原因，他少年早熟，不像其他乡间小孩一样热爱嬉戏玩耍，同时也自小树立了踏上仕途、造福一方的理想。包拯少年时期接受的是“四书五经”的正统儒学教育，这让他深受孔孟之道的影响，孔子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都成为包拯后来治国安民的思想主张，而儒家正统的君臣观念也让正直敢言的包拯不至于为仁宗皇帝所厌恶，使得包拯能够完成自己竭尽忠义、为仁义而死的信念。
对于包拯的出世，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悠久的传说：包拯的家境十分贫寒，有一天包拯的大嫂洗澡时，突然一颗星星落到了大嫂的洗澡盆，这可吓坏了大嫂，她就把洗澡水让给了婆婆，也就是包拯的母亲。而就在第二年，婆婆就生下了包拯。可是，包拯长得奇丑无比，加上脸又黑，而且额上有一道月亮形的胎记，婆婆认为自己生了一个怪胎，当即便要求大嫂把他给活埋了，说完自己便吓晕了过去。大嫂不忍心活埋了这么个小生命，就偷偷地将包拯抱走，送到了别人家里寄养。
据说，落在澡盆中的那颗星星就是文曲星，民间因此便说包拯是文曲星下凡。可是，文曲星为什么又长着这样一张丑脸呢？
原来在北宋末年时，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玉皇大帝便特派赤脚大仙下凡做皇帝以救治民间疾苦，还答应了派文曲星和武曲星辅佐他。赤脚大仙下凡后投胎，就是仁宗皇帝，而仁宗皇帝一出生就一直大哭不止，催促着文曲星与武曲星赶快下凡相助。玉皇大帝便急忙催促二星赶紧下界。在天庭之中“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是下凡投胎的人，都要到南斗星君处报到，并取一个脸谱下凡。文武二星到南斗星君处报到时，恰巧遇着南斗星君正与北斗星君下棋，遭到了无视。文曲星等得不耐烦了，就直接从南斗星君身旁装脸谱的乾坤袋，拿了个脸谱就匆匆地下凡投胎去了。而武曲星却耐心地等到南斗星君下完棋之后才说明来意。可是，南斗星君打算从乾坤袋中拿个武士脸谱给武曲星时，东找西找就是找不着，只好拿了文士脸谱给他。
文曲星投胎后就是包拯了，但因匆忙之间拿走了武士脸谱，因此一出生就是个黑脸，以致遭到“父嫌母弃”的下场。包拯长大考中状元后，游宫时皇后还因为嫌他面黑，而特赐了他三尺红绫以遮面皮。武曲星投胎后就是狄青，他生得眉清目秀，像一个文弱的书生。但练就了一身好武艺，而成了宋朝的一员大将，南征北讨屡建奇功。但因长得脸白清秀，不够威严，因此做了一个凶恶的鬼脸面罩戴在脸上，增添几分煞气。
这些自然都是将包拯神化的传说故事，真实的包拯其实是家中独子，他的长兄包莹、二兄包颖都早早夭折去世了，所以包拯并没有什么哥嫂，也不会被送去寄养。而且，包拯不仅并非黑脸怪胎，反而仪表堂堂、面如冠玉。在《包拯书院》就有记载：“今睹遗像，乃清隽古雅，殊无异于人”。可见包拯的长相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异于常人。至于包拯的黑脸形象，其实是源自元清以来戏剧脸谱的艺术效果，黑脸象征着包拯的清廉正气、铁面无私。
与大文豪的忘年之交
胸怀报国之志的包拯，在求学期间可谓品学兼优，他治学严谨，为人正直，处理人际关系极为慎重。正是他不凡的学识和人品，使他被当时一位颇有名望的文豪刘筠赏识，包拯也将其引为伯乐，最后成为忘年之交。
就在天禧五年（1021），包拯二十三岁时，刘筠离京就任庐州知府。这对包拯此后的人生道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么这刘筠到底是何许人也呢？刘筠，字子仪，大名（今属河北省）人，翰林学士，是“西昆体”诗歌的创始人，可以说是北宋早年的文坛领袖。刘筠为人正直豁达，办事严谨，很有骨气。他之所以从一个京官变成庐州知府这样的地方官，也正是因为他的为官正直。
宋真宗晚年时期，以宰相丁谓为首的一群奸臣弄权当道。当时，丁谓与王钦若、林特、陈彭年、刘承珪都以奸邪险伪著名，被人合称为“五鬼”。晚年的真宗皇帝十分迷信鬼神，丁谓等人便一味迎合，不顾国库空虚，举行泰山封禅仪式，建玉清昭应宫；不顾百姓生活困苦，命令各州增加进献，同时广征徭役。这些行为都遭到了时任宰相的寇准的痛恶弹劾，他们便罗织罪名，使寇准被罢相贬官。满朝文武对此敢怒不敢言。真宗皇帝死后，年仅十三岁的仁宗皇帝继位，太后听政。他们更
利用职位之便，将真宗皇帝之死归罪于寇准，大肆打击与寇准关系相近的大臣。仁宗皇帝尚且年幼，丁谓便勾结了宦官，在事实上把持了朝政，所有的奏章都要经过他的审阅之后才会被送往内廷。为官正直的刘筠与丁谓这种奸臣势不两立，无法共处，可是丁谓把持着朝政大权，他也是无可奈何。
刘筠曾愤然说过：“（朝堂上）奸人用事，我连一天都待不下去了。”忍无可忍之时，刘筠只得上表请求辞官外任，出知庐州，从而与包拯结下了不解之缘。
◆宋仁宗坐像
刘筠出知庐州后，非常注重发现和培养人才，而包拯作为庐州一带出类拔萃的“三好学生”，自然得到了刘筠的赏识。《宋史·刘筠传》中记载道：“包拯少时，颇为刘筠所知。”得到刘筠亲传艺业的包拯，其学业也是一进再进，名声渐显。而包拯作为庐州地方的一个“生于草茅”的学生能够闻名全国，刘筠这样一位文坛领袖式人物的提携、赏识，在其间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苦学有成的下一步按说便是参加科举，考取功名，踏上仕途了。可是在天圣二年（1024），仁宗皇帝重开科举时，包拯竟然放弃了这次朝廷开科取士的机会，原因在于“父母在，不远游”。包令仪夫妇固然为包拯的至孝之心所感动，却也为包拯的前程感到不安。两位老人不想拖累了包拯的仕途，为了解决包拯的后顾之忧，他们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于是，包拯二十六岁这年，便在父母的安排下与董氏成亲了。有妻子在家尽孝，包拯也就可以安心考取功名了。
当时的赶考学子要经过三层选拔才能成为进士。首先是州郡发解试，即“乡试”；然后是全国礼部试，即“省试”；最后便是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
天圣五年（1027），这年包拯二十九岁，朝廷再次开科取士。包拯顺利通过“乡试”后，却对接下来的“省试”很是担忧，原来当时的考试题目分诗、赋、论三个板块，而一般考官都以诗赋成绩取士，而这也正是包拯的薄弱之处。
◆宋人科举考试图
这时，传来一个让包拯欣喜若狂的消息，仁宗皇帝特命贡院“将来考试进士，不得只以诗赋进退等第，而要参考策论以定优劣”。更让包拯感到兴奋的是，这次“省试”的主考官正是刚刚奉诏入京的枢密直学士刘筠。刘筠虽为文坛大家，但并非只会做肤浅学术文章的老学究，在他看来，时事策论的好坏才是学子为官能否为国为民谋福利的关键所在。这使得擅长策论的包拯在“省试”中获得了很大的优势。
果然，包拯顺利通过“省试”。于是，经过层层选拔，包拯终于来到了开封府，来到了仁宗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考场。考试有三个题目，分别是：《圣有谟训赋》、《南风之熏诗》和《执政如金石论》。这几个题目其实很有深度，考场上，甚至有学生提出题目难解，请求仁宗皇帝解释一下。
终于到了放榜之日，榜单上写着这次科考录取的三百七十七个名字，分为“六甲”六个等级，而包拯的名字赫然便在一甲（前三十名）之列。一甲进士即进士及第，一般都很有可能在今后的仕途中成为朝廷高官或是执政大臣，放在今天就相当于可以进中央政治局。包拯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不仅得益于包令仪夫妇自小的良好教育，更要归功于刘筠在庐州期间的言传身教。
《宋史·刘筠传》记载有“（刘筠）性不苟合，遇事明达，而其治尚简严”。而《宋史·包拯传》中也有对包拯与人交往不随意附和，不以巧言取悦人，性情严峻刚直的描写。可见，包拯一直受到刘筠亲自指点，这也使得包拯形成了正直豁达，处事严谨的良好品质。刘筠对包拯的仕途走向乃至一生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包拯进士及第后，更促进了包拯和刘筠的师生之谊。
另有史书记载:当第一甲进士唱名之时，突然日呈五色、光耀殿庭。满朝文武都认为这是百年难见的吉兆，象征仁宗皇帝圣明，能够选贤任能，连上天都为此感叹，为此降下祥瑞。而事实上，这一科的第一甲进士中，韩琦、文彦博，后来都官至宰相。王尧臣、赵概成为副宰相，包拯位至三司使、枢密副使（相当于“副相”），这些人确实都成了一代名臣。熟悉北宋历史的人都知道，在三十年之后，也正是以这一批人为中坚力量，辅佐仁宗皇帝开创了历史上有名的“嘉祐之世”。
弃官十年奉亲尽孝
在父亲包令仪悉心培养和恩师刘筠的言传身教下，已经二十九岁的包拯终于得到了进士出身。而持进士及第的包拯在仕途上的光明前景也似乎是近在眼前了。
天圣五年（1027），也就是包拯中举的这一年，朝廷便授予包拯大理评事的官衔，还派他担任建昌县（今江西永修）的知县，一下子就成了八品官员。这建昌县在当时可是个大县，交通便捷，山川秀美，多名胜古迹。包拯作为初涉官场的新生能够得到这样的优差，足可见朝廷的重视了。然而，包拯此时却向朝廷辞官，表示想要归家休养。
为什么苦读近二十余载，一朝金榜题名的包拯会在仕途刚刚起步的时候就这样“自毁前程”呢？
原来，当时的包令仪夫妇都年事已高了，身体也不是很好，而建昌县与庐州两地相隔数百千米，包令仪夫妇不愿意长途奔波、离开故土，也不愿家中的独子远离家乡去做官。深受父母养育之恩的包拯便向朝廷上奏希望在庐州附近任职，以使忠孝得以两全。朝廷也理解包拯的尽孝之心，让包拯改任和州监税，和州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和县，与当时的庐州相互为邻，不用包令仪夫妇长途奔波。
可是，当包拯回家请迎父母随他上任时，包令仪夫妇仍是表示留恋故土，不愿前往。年近而立之年的包拯虽然怀着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犹豫再三之后，认为父母已经到了那么大的年纪，为之尽孝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而自己要为国尽忠却是来日方长。于是，包拯毅然辞官归乡，一心一意在家侍奉父母。
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一般的学子读书人取得功名都是盼望着能早日做官，赶紧走马上任，而只有在父母去世后，才会回家丁忧居丧。包拯深知尽孝就应当在父母在世之时，为报父母养育之恩，包拯便毅然决定离开仕途，“先尽孝后尽忠”。由此可见，包拯绝不是孜孜追求功名利禄的庸人，而是一个至忠至孝、淡泊名利的品德高尚之人。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包拯在庐州侍奉双亲期间，天圣六年（1028），包拯的恩师刘筠再次出知庐州。刘筠曾经三次担任翰林学士，他很期望可以进入中书省或枢密院（前者以宰相为首执掌行政大权，后者以枢密使为首管理军事），能够在更关键的位置为国家更尽一份力，可是得到的仍只是翰林学士承旨兼龙图阁学士这样的职位。刘筠此时也是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因此刘筠便再次请求出知庐州。刘筠对庐州这个地方是很喜爱的，之前担任庐州知府的时候，他就在城中建造了房屋，还建了一个书阁，以珍藏真宗皇帝曾经赐予他的所有书作，仁宗皇帝还亲自书写了“真宗圣文密奉之阁”的飞白赐予刘筠。这次出任庐州知府，刘筠知道自己身体不好，更是在这里造了坟墓，做了棺椁，还自撰了墓志铭。两年之后，也就是天圣八年（1030），刘筠卒于庐州。
在这三年间，包拯经常在刘筠身边耳濡目染，熟悉官场；研读经史书籍，培养情操；探求治国安民之道。这些对包拯日后再次出仕、报国尽忠都有很大的助益。而刘筠的逝世，无疑对包拯是个很大的打击，使包拯失去了一个难得的良师益友。
包拯一直在家精心侍奉父母，直到父母相继去世。包拯将父母妥善地安葬之后，便在墓边搭了一个草棚，为父母守丧。当时的习俗是父母去世之后，子女要为父母守丧三年。史书记载包拯守丧时称：包拯三年守丧期间身心憔悴，节衣缩食。人们都称其为“墓旁孝子”。
一般来说，有官职在身的官员为父母服丧之后，就可以立马官复原职，再次做官的。而包拯三年丧期满了之后，仍是不忍离去，他在除去丧服之后，依然时时徘徊于父母的墓边，恋恋不舍。
又过了两年之后，经过亲友的多次劝勉，包拯终于决定离开故乡，回到京城等候任命。这时，已经是景祐四年（1037），距离包拯中举得官，初涉仕途，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而在这十年间，与他同榜高中的人一个个已经青云直上，有的已经飞黄腾达、身居高位。而包拯对此毫无怨言，可见他的尽孝完全是出自内心，而非“作秀”。包拯认为做官是为国为民谋福利，而不是为谋取一己私利。而尽孝高于一切，只有能够尽孝之人才能为国尽忠。与包拯素有嫌隙的欧阳修也客观地评价包拯说：“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包拯通过“先尽孝，后尽忠”，做到了忠孝两全，在当时可以说是给所有官员做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吴奎在其《墓志铭》中说：“（包拯）竭力于亲，尽萃于君。”就是说包拯在尽忠、尽孝方面在当时是被充分肯定的。
◆包拯蜡像馆里的审案场景
包拯能够清廉一生，誉满朝野，也离不开妻子董氏的支持和辅助。董氏出身于官宦之家，自幼便读书识字，可以说是知书达理。董氏与包拯成婚后，对包拯说:“大丈夫自然应当为君上效力，家里有我来照料双亲，我会像对亲生父母一样侍奉他们，你放心去参加科考吧。”于是，包拯留下贤惠的妻子在家照料父母，赶赴京城参加科举。而包拯考中进士，却为尽孝心而抛弃官位，此举不仅没有惹恼妻子，反而赢得了妻子的敬重。董氏理解丈夫“先尽孝后尽忠”的想法，心甘情愿地陪伴丈夫奉养双亲。十年间，董氏一直无怨无悔地伴其左右。
包拯留传下来唯一的一首诗，据他的“门生”张田说，便是包拯此时写下的一首“明志诗”。诗曰：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勿贻来者羞。
“清心”是治身的根本，“直道”则是处世的要诀。笔直而细小的树干，一定会长成能够支撑大厦的栋梁；百炼的纯钢，决不会用做弯曲的钩子。仓库里堆满粮食，连老鼠、麻雀也会高兴；田野里寸草不生，连兔子、狐狸也会犯愁。史册上记载着古人许多宝贵的教训，做官就要做好官，千万不要留下耻辱之事，让后人笑骂。这就是包拯出仕做官的座右铭。他在诗中直抒胸臆，堂堂正正地表明了自己从政和为人的道德准则，即清心治本，直道处世。
就这样，包拯在处理完父母的丧事之后，带着成为国之栋梁、为民造福、留名史册的决心，告别家园，踏上征途，开始了他千古流芳的政治生涯。
初出茅庐小试牛刀
景祐四年（1037），三十九岁的包拯时隔十年后再次回到京城，等候朝廷调任。而包拯的弃官十年奉亲尽孝，已使他名声在朝堂上广为流传。仁宗皇帝见包拯如此孝廉，自然而然联想到孝廉的另一面——忠义，所以对包拯有心栽培。
即使包拯有如此贤名在身，仍然要从基层的地方官做起，等到政绩考核，再酌情升迁。包拯真正仕途的第一站便是天长县（今安徽天长市）。
天长县地处江淮之间，当时属淮南（东路）扬州，地理位置优越。水稻、小麦种植也比较发达，已经开始使用牛耕和钢制农具，在当时可以说是相当富饶的地区。年届不惑的包拯弃官十年重登仕途，就能担任天长县的知县，也可看作仁宗皇帝对包拯奉孝十年的孝廉的赞赏。
而包拯的“断案如神”也是从这里开始闻名遐迩的。
包拯来此上任不久，就遇到了一件非常蹊跷的案件。
当天，一个老汉一早便来到县衙告状。原来这人是西村的一个农民，名叫刘全。早上起来，他正要牵牛下地干活，来到牛圈时却发现他的大黄牛满口血淋淋，牛舌头竟不知给谁割掉了，眼看就活不成了。而当时又是农忙时节，没了耕牛也就没法耕地了。刘全又气又心疼，就赶到县衙告状，要求包拯查出这割牛舌的人。在当时，“农家小户，一头耕牛，半个家业”，这头牛的损失对刘全来说自是极大的。
包拯看了状纸，心想：割耕牛的牛舌，这么狠毒的事，肯定是刘全的仇人干的。就对刘全说：“看来，你这头牛是活不长了，你干脆把牛宰了，肉可以卖，我再资助你一些钱，这样你又可以买一头牛了。但是你不要跟别人说这主意是我出的，这样以后我会帮你捉住凶手的。”刘全当时就比较纳闷，包拯并没有跟他分析什么案情，而只是让他把牛杀了。而在当时法律来说，擅自宰杀耕牛是违法的。原来在宋朝时，牛马等都是国家的管制物资，因为“牛是耕家之本；而马能致远供军”。所以当时的《宋刑统》规定，私自杀官府和他人的牛马的人，要处以“脊杖二十”和劳教一年的刑罚；而私自宰杀自己的牛马的人，也要处以“脊杖十七”的刑罚。“脊杖”就是在后背上用板子一下一下地打，经常会打到皮开肉绽，这在当时是很重的刑罚。
但既然知县包拯这么说了，刘全回家也只能照办，将牛杀了卖掉。
过了几天，果然有个人来到县衙向包拯告状说：“刘全胆大包天，竟敢私自把他家的耕牛宰杀了，卖肉赚钱。请老爷公断！”
包拯听了，不动声色地问他：“你知道刘全为什么要杀耕牛吗？”
告状的人回答说：“不知道。不过听人家说，好像是牛舌头被人割……割掉了……”
包拯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沉下脸来，严厉地问：“你偷着割掉了他家的牛舌头，反倒来告状，诬陷好人，你该当何罪！还不赶快如实招来！”
告状人大吃一惊，看到事已败露，只得低头认罪。包拯依法惩办了这个告状的，并且叫他赔偿刘全的损失。
原来包拯听了刘全的报告，知道是有人坑害他。于是就故意让刘全回去把牛杀了，好让这个人以为割牛舌头的事查不出来了，再借杀耕牛的事陷害刘全。果然不出包拯所料，那个割牛舌头的人就来告状了，结果自投罗网，被治了罪。
这件事情在《仁宗实录·包拯附传》中是有确切记载的，史书上记载：“有诉盗割牛舌者，拯使归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杀牛者，拯曰：‘何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盗者惊服。”
这么一件棘手的“牛舌案”在包拯手里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从此以后，包拯的机智和办案能力也就流传开了。
据传，包拯刚上任时还遇到了另外一件“牛案”。
就在那年的春耕时分，包拯到任不久，公堂之上却有两个村汉相互扭打着走进了衙门。这两人便是东村的王某和张某，他们争执的原因也是那抵上“半个家业”的耕牛。
原来，两人本是同村的好友，耕地之余便在田埂上休息，家里的耕牛也就放任在坡上吃草。没一会儿，这两头牛竟相互抵起角来，两人也没在意，权当是热闹在埂上笑看着热闹。可谁知那王某的牛竟把张某的牛给抵死了。这下，张某全没了看热闹的心情，伤心之余便和好友王某翻了脸，认为王某该给予赔偿。王某自然不愿意，两人便扭打着来到了县衙请官府处理。
衙门的官吏们听了官司都觉得难办，这要是判赔的话，王某就吃了亏；要是判不赔的话，张某便平白死了头耕牛，也是委屈。包拯却是笑呵呵地对两人说道：“你们本是同村好友，只是一时的疏忽大意，耕牛自己抵角而死了，谁都没有过错，却都有过失。可这就让你们好友之间反目成仇，实在是不该。”说罢，包拯便在状纸上写了四行字：
二牛抵角，不死即活；活牛同耕，死牛同剥。
两人听了都觉得合理，也冷静了下来。谢过包拯之后，便携手走出了公堂。
包拯的断案能力在千百年艺术创作下，已被传得神乎其神。然而，虽然那些断案故事中有历史根据的不多，但是包拯善于断案却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每次断案都彰显出他过人的智慧和一心为民的仁爱之心，对此后面还会有详细的描述。
初出茅庐的包拯在天长县任上的政绩其实在历史上并没有过多的记载。但一件“牛舌案”已充分展现了包拯的断案技巧和智慧能力，使包拯在这样一个祥和的鱼米之乡得以小试牛刀。
岭南的“青天”
嘉定元年（1040），这年包拯四十二岁，在天长县任上三年得以小试牛刀的包拯，在这年政绩考核后，升任为大理寺丞，出任端州（今广东肇庆市）知府。这样，便等于是一下子从今天的县长变成了市长，职权自然是扩大了很多。可是，别看今天的广东是个相当发达的地区，在当时，地处岭南的端州，远离中原发达地区，它距离当时的首都开封有四千余里之遥，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荒僻之地。与地处江淮之间的天长县相比，可谓天差地远。在当时的官员看来，岭南一直都是南蛮荒野，未开化之地，是被贬官员的惨淡栖身之所，大多是不愿来这个地方做官的。
而包拯认为，正是在这样落后、有待开发的地方才更需要有得力的官员用心治理，这也是能够亲身为民办事的好机会。于是，包拯当即决定赴任，为端州百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而“包青天”之名也从此地开始流传。
端州是个位于西江中游的小城，面临西江，背靠北岭，倒可以说是山清水秀、风景秀美。这30
里有鼎湖山飞瀑、七星岩石室等著名的景观，自隋唐以来，就有很多文人、墨客喜欢来此游览。
但在当时，蛮荒之地仍有许多土著没有真正归顺北宋朝廷的统治。在李焘写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便有记载说：宝元二年三月(1039年4月)的时候，广州地界有三百余人揭竿而起，反抗北宋的统治。而包拯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赴任端州的。
端州当时属南蛮百越之地，一般州官新上任之后，第一件事便是“备峒寇”，也就是准备对付从山谷中走出来不服朝廷管治而反抗的土著俚僚族群。直到北宋初年，西江一带的原“俚僚渠帅”的残余势力才在表面上归顺了北宋朝廷，但在部族内部仍然保留着世袭农奴制和巫医制。
包拯刚刚上任，便四处走访乡中父老，察看民间疾苦。包拯主政端州期间，就想方设法地使俚僚们落后的流动式山谷农业能够变为定居式农耕，融入汉人的生活。
但即使是在已经采取定居式农耕的端州城，百姓生活也很是贫苦。当时端州地区生产方式极为落后，相对于中原地区的牛耕铁种，这里仍然采取广种薄收的“天然”生产，播撒了种子就听天由命了。所以，这里的农田产量一直都是极低的。
但是在农业落后的端州，却有一种全国著名的特产，那就是“端砚”。端砚从唐朝初年就开始生产了。不过，当年的端砚纯粹是文人墨客书写的实用工具，石面上无任何图案花纹装饰，显得粗陋、简朴，唐朝李肇的《唐国史补》云：“内邱瓷瓯，端州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
而关于“端砚”从实用品变为实用工艺品倒是有个传说。到了唐朝中叶，一天一老砚工路经端溪时，看见有两只仙鹤飞落溪水之中，久而不起，于是心生疑窦，张网捞捕，但捞起的却是一块石头。不过，这块石头十分奇异，上有裂缝，不时就会发出鹤鸣的声响，老砚工便顺着裂缝把奇石撬开，没想到这奇石竟然一分为二，化作两只砚台，砚边各有一只仙鹤伫立在苍松之上。消息传开，砚工们纷纷仿制，或各展其艺，在砚台上雕以各种图案花纹。之后“端砚”就逐渐成为朝廷的“贡品”，在文人中享有盛誉。
“端砚”能成为中国四大名砚（端砚、歙砚、澄泥砚、洮河砚）之首，就是因为其石质坚实、润滑、细腻、娇嫩。用端砚研墨不滞，发墨快，研出之墨汁细滑，书写流畅不损毫，字迹颜色经久不变。好的端砚，无论是酷暑，或是严冬，用手按其砚心，砚心湛蓝墨绿，水气久久不干，古人有“哈气研墨”之说。
宋代士大夫尤其以拥有“端砚”为荣，王安石、苏东坡等都曾向别人炫耀过自己拥有的名贵“端砚”。
然而，凡事有利皆有弊。正是因为“端砚”的名贵珍重，给当地制造砚台的工人带来了灾难。原来，到了宋朝，朝廷规定：每年砚工们都要制作一定数量的精品贡给朝廷。而一块可以上贡的精致端砚，相当耗费工时，夜以继日地琢磨，也要一个月才能制成一块，工本费不下于黄金一百两，而且质料很不易选。但是凡
砚洲岛仿佛是浮在江面上的一块端砚，因宋朝包公“掷砚成岛”传说而得名，是西江流域最大的江心岛，岛东是有一百六十多年历史的包公楼。
是到端州做官的人，都在“贡砚”的数额之外，层层加码，加征大量的“端砚”，以此为“敲门砖”贿赂权贵，来升官发财。这可就苦坏了当地的工人们。
包拯来到端州做官，翻阅前任文卷，发现上任知州额外征收端砚太多。按朝廷进贡的要求，每年要供奉八块。可兴年的登记中，写的都是“三十又六方”。这三十六方可比朝廷要求的八块高出了好几倍。包拯十分惊讶，当即询问上任知州的下属官员。官员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大人，你哪里知道，前知州为了贿赂当朝权贵，才动得大手大脚啊！”包拯诙谐地说：“对待权贵，恐只能小手小脚吧？”
包拯对于这样的现状感到十分愤慨，当即下令：必须按照朝廷的定额生产贡砚，任何官员都不准多加一块，否则给予严惩。而他作为一州之长，也以身作则，不用一块“端砚”。
有一天，一位贵客亲自来到州府衙门，想要送包拯一块“端砚”，说道：“大人每天躬笔耕耘，非常需要一块好的砚台。现在我得到一块好砚，想送给大人，这也是为万民造福啊。”包拯说：“我这么多年都用的普通石砚，如此高贵的砚台，应该呈给圣上使用，我用的话就糟蹋了。”说完，他便将这位贵客送出了府衙，坚决推辞不接受这块“端砚”。
现在肇庆市的古端州遗址上还遗存了一座高台，相传这就是包拯当年的审案台。而在此地还有个包拯平反冤狱的传说：当年有个砚工雕刻了一块砚台，精美绝伦，名叫“丹凤朝阳砚”。而当地有个恶霸想要只出十两黄金就买下这块砚台，砚工自然不愿意。于是，这恶霸就状告砚工偷取了他家砚台。当时的知州收了贿赂，就将“丹凤朝阳砚”判给了恶霸，而将砚工收监，还判了他一年徒刑。包拯上任后，就在这审案台处公开审理了这个案子，将“丹凤朝阳砚”还给了砚工，为砚工平了反，还将恶霸判了十年的徒刑。
包拯为官清廉，处事公正。为当地的砚工们切实减轻了负担，也使包拯赢得了当地百姓的拥护。百姓们都将那审案台称为“青天台”，而尊称包拯为“包青天”。
留名端州“米仓巷”
包拯在端州任上时，除了执法如山、廉洁公正,还大办实事、造福一方。包拯一颗为民之心时刻留心着民生疾苦，他曾说过：“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只有一心为民、减轻百姓负担，才能长治久安，利国利民。
包拯出任端州知州时，耳闻目睹到被朝廷派往岭南边远地区的州县级官员大都并不称职。因为中原地方的官员都不愿意去这些偏远之地，所以都是由广南转运使指派当地的人，临时代理担任本应朝廷派遣到各州县的“正官”(这些代理官称摄官)。有的地方甚至连代理的官员都没有，这对管治边远地区是很不利的。包拯曾经就这个问题向朝廷多次上疏，他在奏章中说“虽然这里地处偏远，但不能轻易任免官员”，“偏远地区的民生困苦很大部分是因为没有好的官员治理”。包拯要求朝廷改善吏治，可以选派德才兼备的人到岭南来任职。这也促使了包拯“治国先治吏”思想的正式形成。
为了尽快解决官员不够的问题，包拯在端州大力兴文办学。在包拯出知端州之前，端州的历36
任官员都不很重视百姓的教育开化，没有兴办地方官学，只是在端城附近有零星几家私塾，由大家族聘请老师教育族内子弟，进行一些启蒙教育。那些官员只是把端州当作重要的军事据点，所以在这里重武而轻文。包拯便召集士绅，筹集银两，在宝月台兴建星岩书院，成为端州历史上第一所公立学校，为端州培养人才，使端州的小孩都可以受到进一步的教育。
包拯还在渡头附近创建宝光寺，祀奉玉皇大帝。因为仁宗皇帝自称是玉皇大帝派下凡间治理天下的，包拯建造这座寺庙，便是为了通过宗教信仰使当地民众服从朝廷管治。包拯还在城西景星坊创建了文昌宫，大力传播中原的儒家文化，教化一方，鼓励读书人走上科举之途为国效力。
前面说过，端州这个地方农业落后，而且西江水患频繁，水利设施又差。每次洪水通过三榕峡后，分成三支倾泻而出：一支经过城南；一支经过南岸、金渡沿宋隆；一支从睦岗经过七星岩。所以，每当洪水季节，端州城郊几乎都会变成“泽国”。
包拯就任端州知府后，察看山川地形，遍访当地士绅，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把前任知府修筑的堤围加固，并将护城堤围继续向西边构筑，一直延伸到龟顶山下。这样，进一步完善了抗洪功能，还大大增加了可耕种的土地。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新增耕地当然成了“官地”。
当时，北岭山下的西江河道已经渐渐变浅淤积，南边河道开始称为“零羊峡”。包拯组织百姓开了沥渠（今称星湖），将西江北边故河道的沥水排走，使今北岭山下七星岩至鼎湖一带变为鱼塘、荷塘、种“大禾”(俗称生须谷，米红色)的塘与水田。开凿渠道排去沥水后，可供耕种的土地又增长了许多。
包拯便将这些新开垦出的田地公开出售，于是，大量的“俚僚渠帅”自动遣散了属下的农奴到端州买地变为封建地主，得到新地再在本地招收佃农耕种，过上了定居式的农耕生活。这样，包拯通过卖“官地”筹集了经费，解决了大量无地农民的就业问题，还促进了地区的民族融合，居有定所而与汉人已融为一体的“俚僚渠帅”也不会再出来造反。
包拯又从天长县招来会制造铁犁嘴的工匠，教会端州百姓改良耕作工具，减轻了劳动强度，增加了工作效率，提高了农作物产量。
耕地多了，生产方式改进了，粮食也随着增多。包拯便在今城内中衙巷以东兴建了丰济仓，储存粮食以防备荒年。为了纪念包拯建粮仓，端州人民把丰济仓所在地命名为“米仓巷”。
但是到了南宋祥兴年间（1278～1279）高要县署、县学宫和丰济仓都毁于兵火之中。元代初年，当时的官府在丰济仓及县署原址建广储仓。明宣德十年（1335），恢复丰济仓仓名。康熙年间，为方便运粮将丰济仓迁至城南门内，丰济仓改驻后营守备，从此不再作储存粮食之用。“米仓巷”作为街道名却留存至今。
为了把富余的农产品变为商品，包拯还教当地百姓把生莲藕制成糖莲藕，运到广州销售。为了发展内河航运，包拯创建了新的航运码头。
在包拯的府衙中有一座清心堂，其中一面墙壁上便有包拯写的“明志诗”，这首诗也因此得名《书端州郡斋壁》。包拯在端州践行了他的政治理念：要清心直道，做国家栋梁；要奋发努力，兴利除害造福百姓；要用史籍记录的遗训鞭策自己，留下无愧于后人的政绩。其“清心直道”的品格也随着“米仓巷”流传至今。
察民情凿井治瘴疫
“南海风涛壮，西江瘴疠多。”当时，每次洪水过后，端州还会出现“春瘴”，瘴疠横行，而当时岭南风气未开化，迷信风俗浓厚，加上严重缺医少药，因此巫医盛行，人们生病之后，往往把救灾避难的希望寄托在神灵身上，多去求神问卜，而不是用药物治疗。巫婆这时就会四处活动，到西江取“仙水”给人治病，这所谓的“仙水”其实就是上游泄洪下来的浊水，百姓喝了身体只会更差。比包拯早四十多年担任端州知州的陈尧叟，就曾在端州推广中医中药，而禁止巫医蛊惑害人，但巫医一道实在难以禁绝，收效甚微。
包拯便去与梁燮商议治瘴疠的办法。这梁燮二十岁便中了进士，做过雄州的通判，中年时举家迁居端州，是个饱学之士，包拯很是敬重他。包拯在征询他的意见商定了治瘴疠的药方之后，便大力倡导、推广医药，同时批驳，揭露巫医的欺诈行为，取缔巫医在民间的一切活动。经过包拯大张旗鼓的宣传和批驳，看到中医的疗效之显著后，越来越多的端州百姓便不再相信巫医，而愿意接受中医治疗，许多人因此得救了。
之后，包拯又受到梅庵惠能井的启示，按照北斗七星的形状排列在端州城内开凿了七口井。分别在府治内、西岳庙旁、学前街内、分司巷口、丰济仓右、城北门左、主帅堂前。井水水质清冽、甘甜可口，取水又方便，改变了端州百姓历年来饮用西江河水或沥湖积水的习惯，减少了疾病发生。百姓的饮水问题解决了,西江瘴疠之患制止了，居民饮水思源，将这七口水井称为“包拯井”。
根据清代张渠《粤东闻见录》卷“井水”条中所说：“肇庆（古端州）当初有七口井，是包
◆包公井
拯担任知府时开凿的。城内五口，城外两口，排列成北斗七星的形状。”张渠还记载说：“当时的人每天都要到岭峡泉取水，只能雇用民夫用小船来运，要耗费一天的时间在往返上。而小溪深涧里的水，喝了对人身体也不好，不如城内的井水，好喝而且方便。”不少史籍中对于“包拯井水”的“泉清滑甘”、“食无患害”、“端州之人咸受其福”都有记载。
而关于这“包公井”还有着这样的神话传说：关于当时府治内的那口井，相传是包拯锁妖井，相传每当洪涝来时，都会有蛟龙精出没，端州百姓为此所扰，不得安宁。包拯就任端州后，巧施巧计，将蛟龙精锁于井中，使百姓终于得以安居乐业。端州百姓便将锁蛟龙精的水井称为“锁妖井”。传说井上的铁链锁着蛟龙精，若有人能将铁链子一口气拉尽，就能听到蛟龙精翻腾挣扎的声音，井水也会漫涌起来。
也有传说称这口井是包拯“夜审阴间”时对“有罪之鬼”的关押之地，俗语称为“包收卢放马成湖”。更有传言说，如果有姓卢或者姓马的来此做官，鬼怪就会出来害人。有一次，朝廷上要派一个姓卢的来此做官，端州府的士绅都为之大骇，联名上书朝廷，请求将这姓卢42
的官员调离。衙门里还有一个四面用砖石封死的“乌台”，传说这便是包拯当年“审鬼”的地方。凡是新任的端州知府都要对这些“神迹”进行礼拜，否则便会遭殃。这些传说在《留仙外史》、《子不语》等清人笔记中都有所记载。其实，这些传说都是端州百姓为感激包拯解决了端州水患，能够安居乐业而缅怀创作而成的故事，以使包拯可以通过口口相传被一代代端州百姓记住。
在根治了瘴疠后，包拯还曾教端州百姓用井水发芽菜，来渡过春瘴后的“菜荒”。为了大力发展端州的农业，包拯还专门叫人从北方带来了菜种，在麦仔园推广种植黄芽白(北方称大白菜)。
隋唐时期和宋初，端州的州城设在今天的黄岗镇渡头村一带，处在两条水道之间，地域狭窄。包拯加筑了堤围，开通了沥渠，大大扩充了陆地面积，使这里得以安置下更多的百姓，而密集的民居也使这里形成了新的街市，包拯将其命名为“富民坊”，取祝愿居民发财致富之意。
当时，很多小孩都患有疳积。这疳积多是因为饮食不规律，气血不足或者喝了浑浊的江水而引起的脾胃损伤。患者面色萎黄或苍白，毛发枯黄稀疏，骨瘦如柴。包拯便教富民坊居民制麦芽糖、山楂饼，健脾开胃，帮助小孩治疗疳积。并在富民坊东设厢军巡逻营，维持治安。
庆历二年（1042），广南东路提点刑狱周湛、同提点刑狱钱聿前来端州视察民情，见这里百业兴旺，民风淳朴，向当地百姓询问调查时，众人都对包拯勤政为民与清正廉明啧啧称赞，有口皆碑，周湛、钱聿大悦。三月九日，两人心情愉快地与包拯一起同游了七星岩石洞。这座石洞是一个天然的洞府，被誉为“石室洞天”，壁上刻有历代文人墨客游览时留下的题记、诗词。包拯便也在壁上留下了题记：“提点刑狱周湛同提点刑狱钱聿知郡事
◆包拯七星岩题字
包拯同至庆历二年三月初九日题。”包拯在石室东壁上的小幅题字，字体清癯，端劲峭拔，朴实无华。字如其人，折射出包拯廉逊俭朴的高贵品质。这处石刻是包拯留存世间至今的罕见真迹。
周湛向皇上奏折，赞包拯政绩彪炳，是栋梁之材。
庆历三年（1043），包拯在端州终于任满三年，正当包拯计划开两条大小渠，把七星岩一带的沥湖水排干，将沼泽地改成良田的时候，仁宗皇帝下旨升调包拯到开封府，升任监察御史里行。
包拯就任端州知府三年以来，作为港口城市的端州的官衙、仓储、码头、堤围水利设施以至书院都得以大规模构建。包拯虽然来不及开始建造学宫、城墙和城壕，但端州宋城的基本格局从这时便确定了下来。开渠排沥水，使现在七星岩景区的山水布局，都已在当时显露出了雏形。
江心弃砚留清风
包拯准备离开端州赴京任职了，成千上万的端州百姓都来到码头想要为包拯送行，当时可谓“端州空巷”。由此也出现了包拯“江心弃砚”的传说。
原来，虽然包拯为官清廉、自律甚高，然而端州偏远，府衙之中难免有些弄权谋私的小吏。在包拯携带回京的众多官员中就有一个姓吴的文书，这吴文书办事能力颇强，经常辅佐包拯处理一些案件。
有一次，有一大户人家的主人突然过世，家中的两兄弟为了争夺家产闹得不可开交，便将官司打到了包拯面前。本来只要将这家产一分为二、平分下去，便是再合情合理不过的判决了。然而这弟弟却在之前就私藏了好几方名砚，哥哥自然不愿意，可也不知道弟弟究竟将砚台藏在何处。吴文书便从中调和，两边出主意。最后，吴文书收了哥哥给的一笔银子和弟弟送的一方“雨过天青砚”，便把这家产案给顺利处理了。
吴文书知道包拯的铁面无私，而这“雨过天青砚”也实在是太过名贵，便想先偷偷将砚台送回老家。可是，还没等吴文书想好怎么偷送回去，包拯赴任开封的调令便传了过来。匆忙之下，吴文书急中生智，在开船出发的前一晚，乔装打扮，以检查设施之名，来到船上的“东司”（厕所），又若无其事地下了船。
到了出发的那天，包拯在接受了端州百姓的送别之后，便乘船沿着西江东行，可是刚刚到了羚羊峡时，本是晴朗无云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下起大暴雨来，波涛汹涌之下，船工只好先靠岸停船，等待浪平。
突然天现异象，包拯想了想便让人设起香案，向上天祈求祷告，希望雨停。祈祷之后，包拯又将船上的人都召集起来，说道：“上天突然变脸，阻了我们的去路，必然是我们中有人做了有愧于百姓的事，上天留我等在此处解决之后才肯放行。如果你们谁有做出贪赃枉法之事的，早早认罪了吧！”话毕，一道惊雷打下，包拯却是威严而立。船上的人见了都惊为天神。
这时，包拯的家人包兴拿出了一方“端砚”。原来，这是端州百姓为表示对包拯的感激之情而在离别之时送的，可是又怕直接送给包拯，包拯必然不收，便托包兴先带上船来。包拯听后，虽为端州百姓之爱戴而感动，却仍是将砚台丢到了江中。
风雨顿时小了一些，可依然无法行船。包拯便命令随行的人都将行李打开，挨个检查。一翻之下，在吴文书的包裹里发现银子一千三百两之多，而他每年的俸银也只有四百多两。吴文书不等包拯询问，连忙解释是自己省吃俭用三年存下的。包拯便也没说什么，又命船工搜查全船，定要找出贪污之物。
包拯跟着船工来到“东司”，却见一根绿色的绳子隐隐在其中，便命船工将绳子拉上来。绳头上系着的便是被一方油纸层层包裹的砚台，这砚台似蓝非蓝、似绿非绿，一看可知必不是凡品。
恰在此时，天气顿时雨过天晴。
包拯便问左右的人这方砚台价值几何，随行的人也都估不出价来。吴文书见了，生怕包拯再直接将砚台丢入江中。赶忙上前说道：“这砚其实是下官在端州买了的，并不太贵，只值三百多两银子。因为怕同行的人误会，我就把它放在了船下同行。”
三百多两银子相较于这“雨过天青砚”自然是“不太贵”的，可之前吴文书的包中便被
◆端州掷砚壁画
查出了一千三百多两银子，已是三年俸银的总和，这又是哪里多出的这三百多两银子购买砚台呢？
包拯指出这明显的漏洞之后，吴文书也只好如实交代了原委。包拯听了便说道：“你的罪行等到了开封再查办，现在，你把这块砚丢到江里去！”吴文书听了万分不舍，想说出这“雨过天青砚”的珍贵之处，可又怕自己的罪责更加一等，便只得垂头丧气地将砚台丢入了江中。
其实这“雨过天青砚”一案倒不真的是包拯祈祷上天而得知，而是吴文书藏砚那晚被一个船工发现，船工便在临行之前悄悄地向包拯报告了。由于吴文书乔装打扮过，船工也认不出究竟是谁藏的砚。而当时临行在即，包拯正与端州百姓一一告别，自然无法当场审理这“藏砚”案。等到船行到羚羊峡，恰逢变天，包拯便借着天时，将此案审了个水落石出。
包拯扔砚一事在《宋史·包拯传》中是有明确记载的，此事被世人称为“不持一砚归”，流传至今。
据传，包拯丢下端砚的地方，后来突然隆出一片小洲，由于这片小洲状如端砚，当地人便将它命名为砚洲岛，并在岛上建起了一座包公祠纪念包拯，至今犹存，这就是如今广东肇庆西江二十景之一的“砚渚清风”。而在端州的城楼门口上，也仍刻着“星岩朗曜光山海，砚渚清风播古今”的对联，颂扬包拯的清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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